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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些在1917年前后的有关教育思想还是接受了中西方教育新思潮影响的，当时的毛泽东还并没有总结出社会因阶级的不同，造成直接受教育的不平等，从而最终是羁绊教育发展的这一根本的原因。例如当时美国有一位大教育家名为杜威，他很有名望，以致我国近代两位著名教育家都是出自于他的门下，一位是胡适，另一位就是后期倡导贫民教育的，被毛泽东称为人民的教育家的陶行之。杜威在1897年写过一本《我的教育信条》的书，书中讲到了教育是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要与社会相联系。他又在《教育本质论》中提出了“教育与生活”、“教育与社会”的含义，指出了教育不可与学生的实际生活、与社会相脱离的观点，但这里杜威并未对他所描绘的“社会”有过明确的界定，更没有将阶级根源与教育的滞后有所联系。即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出现的西方改造主义教育家布拉梅尔德，也仅是认为教育是变革改造社会不平等的基本手段，他虽然看到了社会的不平等性，但仅认为教育就可改变这种不平等。我们可以看到教育为社会当时已是新旧社会变更时期的一个中西方教育界都在考虑的问题，但当时又都未对“社会”的基本含义作过深入地，正确地划分。社会还是一个广义的，笼统的概念，以至在后来的新教育思想的实行中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难于达到理想状态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使得一些好的新教育理论无法普及，最终变成空想。

毛泽东早期推行新教育思想的又一举措是发起成立了一个组织，这就是“新民学会”，现在许多研究人士首先将“新民学会”看成了一个政治团体的前期启蒙机构，这也不无道理，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有“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的追求”之说，要冲破传统的旧生活方式，寻求思想，行动的新环境，新方式的内含有所展露。但同时更要看到，所有学会会员都是就读于师范院校，“教育学”是他们研究的主要方向。另外，积极推动“新民学会”发起的杨昌济先生本身是一个致力于推行新教育的实干家。当时中国也受到了西方新教育各派思想的影响，所以“新民学会”成立之初，主要还是一个目的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学术研讨组织。其中提到的“学术”指的主要是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所以“新民学会”初期是一个以研究推行新教育理论为主，旁及社会新思潮的进步学术团体，“新民学会”成立初期还没有形成鲜明的政治倾向。但是，教育学的特征必然要对他所研究的对向——人与其生活的社会发生联系，况且在毛泽东选学教育之初，就已经树立了通过教育而改变社会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他当时寄希望于通过兴办新教育来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富有蓬勃生命力的、公平的新的社会形态，这就自然会在研究新教育思想的同时走向对社会，对人生的探索，而后形成一种鲜明的政治信仰。

毛泽东在1919年迈出了仅单纯面授的传统的教学模式，他在实践新教育理论的同时逐渐地认识到了创办刊物是个好办法，它更能广泛地传播宣传新教育理论与思想，同时兼顾其它社会问题。在毛泽东26岁时办了一刊物，自己为主编，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湘江评论》。因为毛泽东后期的革命实践，大部分人只知《湘江评论》是个进步的与中国共产党密切相关的政治刊物，但却不知道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发表的20多篇论文中多数是论述有关教育问题的，他在这些文章中重点指出了当前教育旧体制中的弊端与缺陷，归纳起来，共有三个方面，第一，提出了教育思想要解放；第二，教育制度要革新；第三，教育方法要改良，首先在教育思想上他指出，要使学生受传统被动式的、压制的、无主观积极性的、脱离实际的教育思想，为学生主动式的、有兴趣的、主观积极肯学的、密切联系实际的新教育思想。他鼓励学生接受卢梭建立的“自教育”，他这里说的“自教育”是18世纪法国启蒙教育家卢梭先生提出的“自然教育”理论。“自然教育”尖锐地抨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不与社会相关联的经院主义教育思想。卢梭的“自然教育”的实质就是要教育必须要与之对应的社会相联系。卢梭这一理论的诞生被教育界称为是新旧教育的分水岭。其次在教育制度上毛泽东抨击了“官僚式的教育家”，要根本改革教育界的强权统治，建立“平民教育主义”。这里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提到的“平民教育主义”是在1919年7月，当时倡导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美国大教育家杜威先生和赫德·克伯屈先生还没有来华讲学，他们是在1920年到中国游学讲授其教育理论的。在1920年10月29日长沙“大公报”曾对杜威先生教育新思想中有关提倡平民主义教育有所报道，杜威在当时提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破除阶级制。莫使少数人有教育，多数人无教育。”但这离毛泽东主张建立一种“平民教育主义”的论点，从时间上看已是一年以后的事了。至于在我国推行平民教育思想的教育家晏阳初，陶行之都是在1920年以后才回国开始在中国发起实行的。当然有关新教育理论中注重民众教育的思想在1919年前也会有所论及，但在中国鲜明提出“平民教育主义”思想的毛泽东无疑是较早的一位。“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对毛泽东最终世界观的确立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大化的能使广大民众平等地接受教育是他的理想。因此，他后来对努力发展为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教育的陶行之先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人民的教育家”，就是出于这种原因。第三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首先建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融洽的平等关系，这是学生从被迫学、强制学到主动学、自愿学的关键。这样才能改变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中他提到的“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据，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的威严的管教型教学模式。他认为强压式的，传统的刻板教学模式是多么的有害，它使得学生厌学，身心萎靡，其实是扼杀了学生的求知积极性。毛泽东贯之于一生的教学方法是鼓励以启发式教学为主，教师对学生而言不过是块指路牌，仅告示了学生应向何处去，假使学生不努力，不前进，就会一辈子停在指路牌前，不但不能进步，久之，连教师的指路牌也会忘掉。他主张教师应启发学生运用正确的思维方法去发现面对的具体问题，并鼓励学生带着问题去收集，查找，阅读有关资料，并最终通过讨论而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最佳方法。杜威先生在1916年写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在教学方法上亦有和毛泽东相近的观点，杜威认为，传统教学方法是一种积弊较深的非科学方法。他认为好的教学方法必须包含五个方面。第一是有兴趣，即对所学的内容有兴趣；第二找问题，即找出面对的疑难点，目的是开动学生的积极思维；第三是找资料，即旁及论证，目的是找到论据，解决问题；第四是寻方法，即解决问题的有效图径；第五是去检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还要从实践中去认识检查它的对与错。可见，毛泽东倡导的新教学方法和西方同时代的教育家的理论是基本相同的。当然，这种教学方法正同其它教学理论一样不可能适用于各个科目，各个层次，也会有它的局限性，但无疑在传统的单调僵化的模式下是一种创造。

毛泽东在致力推行中西方新教育理论与思想的实践中，一方面是通过其大量对西方科学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新教育流派的理论进行借鉴与吸收，同时也在自己的亲身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对之给予总结、创造。他在1919年10月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中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一文，就看出他已对如何能有效地去实行西方科学的新教育理论提出了思考。新教育理论固然很好，又很受进步师生欢迎，但是也有如何与中国的特定实际相适应的问题。他在文中罗列了七十一个当前需要急需解决的大问题，认为首要问题就是国民的教育问题。可见毛泽东当时认为国民社会中的各项问题中，教育是重中之重的首要问题。他在1919年的这篇文章中就提出了杜威的教育学说如何实行的疑问，可见他已在实践中觉察出杜威的教育理论有着在中国特定国情下难于全面施行的社会根源。虽然毛泽东对这一根源并未展开阐述，我们还无法推断他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浅，但从文中他已提到的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多种多样， “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毛泽东在这里已经觉察到教育学中产生的一些问题是不能单纯仅从教育学本身去研究解决的，它还受不同社会制度的羁绊。这种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它多少决定了毛泽东为什么毕生没有专一从事教育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毛泽东的眼界超越于当时其他中国教育学家的地方。

毛泽东的教育实践是一个逐步学习、思考、发展的过程。例如从最初认为体育是教育之本，强壮了国民身体就可兴邦安国，逐渐又发展到认为大多数国民缺乏基本教育是影响国政施行的最根本弊端，积极主张提倡兴办各类以成年人为教学目标的基础教育，目的就是要改善国民的愚昧面貌，好使政令得以畅通。后来他又发现传统的旧教育体制严重地不适于当前的社会发展要求，西方符合人性的，科学的，适于社会进步的新教育思想是西方社会进步的根源，他又研究了大量有关新教育流派的理论，并努力采用在当时他的教学实践与教育著文中。在仿效利用这些新思想的实践中他又发现要想根本实现这种理想的新教育，还要从根本上去考虑与它同时代的相应社会形态。他对教育的认识是在经过多次实践、研究、总结后不断深入的，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四）社会对教育的影响在推行新教育体制的实践中，他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来自封建传统旧势力对于新事物的抵制，直接表现在有些旧的传统家庭反对青年接受新的教育，从经济上束缚了青年，青年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接受新的教学方式。当时的大部分学生因经济不能独立，使得即便他们主观愿意接受先进的教学模式，因家庭的经济限制也无法施行。另外广大的平民阶层也因负担不起教学费用而只得无奈放弃受教育的权利。经济问题是阻挠教育普及的一个极大的障碍，当时的毛泽东还没有认识到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一种公平的，符合人民大众心愿的新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们受教育不平等的问题。尽管在1920年初毛泽东还没有形成一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但他抱有的理想与社会主义教育目标是一致的。当时他为了能解决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经济问题，和其他人一道发起成立了一种新式的，半工半读学校，起名为“工读互助团”，现在看来这是在旧的社会体制下为了达到全民教育的理想而采取的一种实践尝试。在1920年3月7日的《申报》中：“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奴隶的东西”，“现在中国的学制，是求学的时代不能谋生活，谋生活的时代不能求学。求学的时代不谋生活，学问就变成形式的、机械的了；谋生活的时代不求学，学问就是不永续的、不进步的了”，“像这样看来，教育与职业是相冲突，生活与学问是相冲突，怎么能算是合理的教育、正当的生活呢？因为要想一个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的法子，就来发起这个工读互助团”。

同年毛泽东被湖南省第一师范小学聘为主事，在任期间他对不适于社会发展的旧的传统教学管理体制进行了几项大的改革，首先是变旧体制下教师刻板，僵化威严的形象为师生相互尊重，地位相互平等的新的师生关系；另外在教师选择标准上，特别把学生的评定看作为教师能否受聘的一个条件，这就打破了只有先生考核学生的传统模式，激进了教师也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以适应时代的新要求。在经济上，他又实行财务公开制度，透明财务帐目，便于学生教师监督。这几项改革，就是对目前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也有着现实的意义。

后来在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对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这样说道：“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这里 “形势所逼”的内涵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当然也有新教育思想在旧的社会体制下难于创建实效的寓意在里面。

为了能更广泛地宣传新教育思想的社会影响，他在改革办学的同时，在当年七月于湖南省湘潭县发起成立了一个以传播宣传新教育思想为宗旨的团体，为“湘潭教育促进会”毛泽东起草的促进会宣言这样说道：“民国初元，进步尤速”，“独吾邑教育，既不能应时势之需要，力谋刷新，复不能本固有之精神，维持原状。校所停闭及半，青年皆向学无门”，“美博士杜威东来，其新出之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而吾县深闭固拒，对于外间情势，若罔闻知”。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方面。第一，新教育思潮的兴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需要一种适于新环境的新式教育，社会环境变了，教育也要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要求；第二，旧的教育体制已不适于当时的社会需要，而新的教育体制又在实行中受到旧的社会势力的抵制，新与旧的相互对抗所带来了教育面貌的混乱，造成“校所停闭及半，青年皆向学无门”的状态；第三，新的西方现代教育思想已经在中国传播开来，由于其适于新的社会发展潮流，很受进步人士欢迎。这里毛泽东又一次提到美国教育家杜威先生，可见他对当时的西方教育新理论是经过了深入的研究的，他在1920年前的有关教育文章中就提到了两位西方教育家的名字，一位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教育家卢梭先生（1712－ 1778），另一位就是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先生（1859－1952），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立者，问题教学法的创始人。杜威在《我们怎样思维》一书中所论述的学习首先要求开动思维去发现问题，并用科学的方法去论证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去反复考察检验正确与否的观点也是毛泽东在其教育理论中积极倡导并推行的。杜威先生在1920年由其学生胡适，陶行之介绍来华讲学前，毛泽东就已经对他的教育思想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毛泽东的教育理论中的实用主义，平民教育思想及其积极的科学教学方法都有着与杜威相似之处。法国教育家卢梭先生在自己的教育名著《爱弥儿》中阐述的理论与毛泽东的倡导的有些教育思想同样有着相近的观点，比如卢梭期望学生能最终达到对于学习具有强烈的动机及兴趣和看学习为一种内心的需要，不待教师劝勉便能主动积极地进行学习。卢梭谈论教师的作用时说道：“你不要忘记：你们的职责并非是暗示学生应当学习什么；要来学习，以及要来寻求和发现应该学习的事体，乃是学生的工作。你应该很巧妙地唤起他们学习的欲望，并且给他们以满足欲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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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