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昆山中学高二 （9）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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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毛泽东正如和中国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抱着新教育改革、新教育救国的思想。因为他具有的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由于他理想中要建立的“社会”是一种以人民为主体、为中心的新型社会形态，因尔也就自然地在实践中去接受并最终去追求代表着新时代进步潮流的马克思主义了。这种转变是在他研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并感受了在中国推行各种新教育变革的羁绊后总结得来的。毛泽东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也是在经过了多年宣传新教育思想的不懈探求后逐步总结发现而来的。

对毛泽东早期的研究，我认为应重点放在对其教育新思想，新实践的研究上，特别是1917 年到1920年底这一时期，更是应研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为主，这很有意义。毛泽东在1920 年11月25日致向警予的信中就亲自表示：“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已决计”。可见，1918年－1920年的毛泽东其主要精力放在了新教育方式的改良上，而且可以说是一名我国较早接受西方新教育思想的多产实干教育家。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看来他早期从事的教育方法与教育体制改革的实践与他晚期的教育改革与革命思想是有着紧密的相关性的。或者也可以这样比喻，没有毛泽东早期的教育实践，或许也不会发生后期的全国范围的教育体制总变革。

在1920年底毛泽东以教育为手段的社会改良思想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他原认为的只要能广泛改良不适于社会发展的旧教育体制就可改变中国贫困与落后状况的看法，在具体实践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1920年11月25日给罗章龙的信中明显表现出了他那种因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所反映出来的心理状态。信中说：“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个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希望学生自觉，我唯一的希望在此”。这里毛泽东所指造孽的教育家就是那班坚持旧教育制度的封建传统教育势力，可见，西方通过民主教育改良的方式去达到变革社会落后面貌的设想，在中国是难于行通的。

当时除了流行的以美国教育家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学说外，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1872－1970）也来华推行其教育改良社会的学说，他主张实行“爱的教育”、 “自由教育”，目的是通过这种教育方式达到人人都能自由、快乐、慈善、富有知识，社会将最终变成“黄金时代”，出现“崭新的世界”。可见，西方各类教育新学说不管教学方式，教育理论有多大的区别，它们都普遍存在否认教育阶级性存在这一根本的问题。由于这一问题又是各类教育学说难于实施的根本原因，这就造成了信奉这一学说的教育人在具体实施中的普遍困惑。对这种问题，李大钊在1919年8月《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最早地以阶级斗争学说阐述了教育与社会改造的关系，他说：“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之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地位的不同是决定阶级差别的关键所在，由此又反过来影响着教育新理论的根本施行，不改变社会制度，一切美妙的“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破除阶级制。莫使少数人有教育，多数人无教育”的杜威教育理想根本无法实现。这种教育世界观的转变在毛泽东1920年给蔡和森的回信中已明确表示了出来，他已改变了原先西方新教育改良主义者的看法，反对单纯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改良办法。他在信中已认识到教育存在着截然的阶级性。认为“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又不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这种主张是“事实上做不到的”。他谈到实行新教育体制的条件时说：“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的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而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

我们从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演变发展的脉络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发展的轨迹，先期他与代表着社会发展方向的西方各派教育思想有着基本相近的观点。另外，他也与同时期中国的一些著名教育学者，如陶行之，晏阳初，朱其慧，梁漱溟宣传的那种教育是人类社会进化最有效的一种力量，社会的改良，全靠学校的观点也有相通之外。毛泽东早期与西方教育新理论，特别是与杜威“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社会”的论点，及与在1920年由陶行之，晏阳初创立的中国“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不先有了平民教育，哪能行平民政治？”的观点是有着广泛的相同性的。但是，毛泽东后来又与他们所不同的是，他较早地认识到了新教育理想形式的推行必会根本受阶级利益不同的羁绊而最终在中国陷入空想而无法实行。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是由教育体制单方面的改革就能改变的了的，而首先要以激烈的方式改变影响新教育理想实行的落后的社会制度。所以，1920年底的 “新民学会”就从其成立初期以“革新学术”为宗旨逐渐转变到了“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这就是毛泽东的早期教育思想即有与中西方教育新理论的相近性的一面，同时更有超越他们理论的一面，从后来的中国历史的实践看，无疑毛泽东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客观实际的。

经过毛泽东从1917年至1920年底的三年新教育思想的推行与宣传，在1921年他的世界观有了一个质的变化，在他1921年夏起草的《新民学会会议报告》中提出了“改良是补缀的方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改造旧社会体制的方法只能是“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是和他最初在推行社会改良民主主义的新教育思想的过程中，因亲身感受到教育改良的不可行使性，并在实践中不断受挫，而后又经过他不断的思考，深入研究，总结发展后形成的。因此，从1921年以后毛泽东有关教育的理论实际上就已经超越了中国与西方世界新教育思想的范畴。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毛泽东亦是我国教育史上一位积极推行西方科学的新教育思想，较早在中国参与教学改革与实践，并且又是较早发现其局限性的一位新教育思想的开拓者。他和我国其他爱国教育家梁启超，蔡元培，梁漱溟，张伯苓，晏阳初所不同的是，他较早地洞见到了单靠推行教育体制的改革，无法达到目的，唯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完成新教育思想的根本实现，才能实现教育的公平、合理、科学，才能实现最终的全民教育，科学兴国的历史重任。

我们应把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看做为他整个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去研究，这样更能准确地把握他的思想实质，同时也能对他晚年的有些教育路线的做法有了一个较整体的了解。

美国学者约翰·霍金斯谈到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及他对中国教育实践的影响时认为：“毛泽东一生对于教育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对教育的关心在许多大政治家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因此，要想了解中国的现代教育，就无法离开对毛泽东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了解”。1917—— 1920年这段时期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于他一生教育思想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对这段时期他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与了解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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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9月19日